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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燕

自由撰稿人,文化苦力上身,在思考與勞動的辯證之間,詰問可以為文化做什麼。

訪談的形狀

 

做當代藝術研究與書寫,訪談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訪談是原材料,經整理的訪談抄本或出版的文本,可以是歷史書寫的初稿。不同的訪談實踐,可造就迥異的歷史書寫形狀。一篇千多字的短文,不能把各種訪談實踐說得詳盡,我就把近來碰到的例子淺寫輒止。

一、《培根訪談錄》

英國藝評人David Sylvester 的《培根訪談錄》(Interviews with Francis Bacon)很有名,因為這是Sylvester長時間與藝術家培根(Francis Bacon)訪談互動的成果,早成了深度訪談的典範。從1962至86年,廿多年的跨度,十多次訪談,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兩人的私人談話。

 

Sylvester在《培根訪談錄》的前言就先此聲明,「大體而言,錄音機和照相機一樣不會說謊,而且不會有差別待遇。它忠實地記錄下每個錯誤的開端,每個意圖的交叉點,每個難堪的語法和思想,每個題外話,每個不假思索的問題和答案,每個因為沒有時間回憶清楚的扭曲事實。這些都不打緊:污漬和紊亂是能夠加以編改的。要緊的是,錄音帶和抄本那絕對的權威性。」[1] Sylvester開門見山的自省,是實踐後的真言。

《培根訪談錄》一書用了對話體,Sylvester看似順著培根的回答思路把話題延續下去,其實是經過他所說的「蒙太奇手法」剪裁和縫合:從不同的訪談按主題擷取而成,他的提問很多是「重新改造或是乾脆加以杜撰」。 Sylvester看重的是保持培根說話的表情和節奏,「遵從培根原始用語」──務求原汁原味,文句只為釐清句法而做了需要的修飾而已。[2]

二、藝術家與攝影師對談系列

「藝術家與攝影師對談系列」是光影作坊的年度旗艦展覽,原定為十年的深耕計劃,2021年已辦到第十一年。每檔「對談展」的兩位創作人──攝影師是「膽」,「拖」另一其他媒介的藝術家──在為期一年的項目中,有八個月的時間用來對話交流:多回對話是展覽的前設,圍繞藝術創作的方方面面做自由談,對談的詳實紀錄抄本更出版成書。從出版的對談錄看來,似是全紀錄,編輯時用「(閒聊)」來標示剔掉題外話 ,而其餘談話裡鬆散的開端、即興的插嘴打岔、不起眼的囈語、順其自然的漫談……通通「有得留低」。要從細碎之中,撿拾微言之義,得要有耐性。

三、姜苦樂檔案

澳洲藝術史學者姜苦樂(John Clark)專門研究亞洲當代藝術的發展,三十年來(1981-2010)做過數以百計的訪談。2014年,他把這些原始材料(二百五十個訪談的錄音帶和抄本及研究筆記等)捐贈給亞洲藝術文獻庫(香港),整理成「姜苦樂檔案」。聲音藝術家楊嘉輝查閱「姜苦樂檔案」後,敏銳地觀察到姜教授做訪談,有他的獨門功夫:他不急於「套料」,而會靜待受訪者來一番自我剖白。[3] 英文的原文是:「John Clark has an interesting interview technique: he does not fish for information. He waits for a confession.」回頭一看,我把「wait」譯為「靜待」,又說「不急於」,不就是「鬼拍後尾枕」嗎?對,做訪談時,很怕沉默(dead-air),會不知所措、暗滴汗……姜教授的實踐,深諳把握訪談節奏,給受訪者時間,從而鑽取深層的內容。

四、《邂逅!山川人》

近日讀到專治口述史的本地歷史研究者朱耀光在大帽山川龍公共藝術計劃《邂逅!山川人》的口述史文章,[4] 甚受啟發。其實,朱做了很簡單俐落的事情:文章版面分作兩欄,一邊是以廣東話寫出川龍居民的口述村史,另一邊是朱以書面語撰寫述介,為口述內容做上文下理的補充。訪談用廣東話,文本就用廣東話寫出來,是另一種原汁原味。一篇文章兼容兩語,為口述史作為「雙方共構的敘述」(Donald Ritchie語)[5] 做了直接了當的示範。

[1] David Sylvester著,陳品秀譯,《培根訪談錄》(台北:遠流出版,1995),頁1。

[2] 同上,頁2。

[3] Samson Young, AAA FM 993 (to walk along and against the grain: On Interview, Broadcast, and the Archive (Hong Kong: Asia Art Archive, 2016).

[4] 朱耀光,〈遊人離開、遊子歸來:曾道生先生口述歷史〉,載 《邂逅!山川人》(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8),頁91-101。

[5]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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