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舞蹈概述2019》
回應
林亞婷
林亞婷博士為臺北藝術大學（TNUA）舞蹈理論研究所副教授，並為國際事務長及文資學院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主任。她曾擔任「台灣舞蹈研究學會」理事長，現為監事，以及美國「舞蹈史學者學會」（Society for Dance History Scholars*）前任理事。
*2017年，美國「舞蹈史學者學會」與「舞蹈研究聯盟」（Congress on Research in Dance）合併成「舞蹈研究學會」（Dance Studies Association）。
前言
從台灣觀察香港近年舞蹈生態，我感受到的彼此緊密連結，集合眾人力量，激發舞蹈生態在創意、製作、觀眾參與以至討論和紀錄的活力。例如從《舞蹈手札》的文章、關於香港早期舞者及教育者的中英雙語出版《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下稱《拾舞話》）以及較近期的《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 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下稱《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 2010》），我預視本地舞者、行政人員以及作者不但相互合作，更進一步連結外地人脈及資源，務求與最新的國際關注及議題，平起平坐。
俞若玫《舞蹈作為社會實踐的重要維度──以2019年社區及社群舞蹈計劃為例》（頁9-23）
我先回應俞若玫的文章，她就著四個她曾參與、觀察或訪談組織者的案例，從四個方向反思：空間質素、美感經驗、水平教學及系統改變，文中研究個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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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曾親身參與的香港與泰國合作計劃「Acts of Commoning: HK – Thai Cultural Exchang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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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節與英國合拍劇團聯合製作計劃《萬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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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鎖舞踊館製作的兩年計劃 《身體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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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淑嫺（兩口米）主辦、由2019年之工作坊延伸的《舞動所能 · 心 · 共融》
然而，討論個案之前，具文化研究背景的俞若玫，先介紹社群舞蹈的背景，以及其作為社會實踐的重要性，並重申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文章參考學者如鮑曼（Zygmunt Bauman）、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以及雪農．傑克森（Shannon Jackson）的論點，其中她引用鮑曼對社區要義的另一角度：「保證為個體提供確切的把握，保障生活及人身安全」（頁15），帶出對社區計劃中女性與老人權益的關注。
俞強調需要釐清舞蹈的目的，如何可以更共融，如何可以讓所有參與者理解舞動，她甚至提出參與者如感到不自在，也應該有「拒絕」的選擇（頁16）。
至於美感，透過訪問來自主辦機構的專業舞者李振宇，俞再次概括她對「社區裡的素人如何以身體真誠地表達個性」的重視（頁17），推動「舞動所能」（DanceAbility）的盧淑嫺進一步指出「迎接這種身體、能力的差異，就取消了高低的關係」（頁17）。
台灣同樣有銀髮社群舞蹈（如驫舞劇場的工作坊系列），近期則有文化平權的討論，歡迎不同身體能力的參與者享受肢體律動。盧淑嫺在工作坊所採用的即興接觸（Contact Improvisation）及親子接觸（ContaKids），在台灣亦日漸普及。早在三十年前，古名伸及其舞團成員已引入即興接觸，向本地其他社群傳揚，並連接「身心學」研究（Somatic research），例如古舞團成員黎美光就曾多次與在台輔導員及治療師合作，主持此類工作坊。[1]
在文章尾聲，俞若玫提出「藝術家當然不是社工[……]但社區舞蹈計劃到底針對甚麼社會脈絡及需要？給社群帶來怎樣的美感經驗及如何產生？這些都要首要考慮的。」（頁22）。誠然，對社區及社群舞蹈組織者而言，這些提醒相當重要，因為他們需要先行理清工作坊的目的，並非僅僅為了推廣藝術及增加舞蹈表演的觀眾，更要創造橫向轉化以及其他系統改變的可能性，不然，投放在這些計劃的資源就會付諸流水。
梁偉詩《「重新發現」香港編舞家──《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頁24-35）
梁偉詩的文章圍繞一本研究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的文集，書內提及的六位編舞家都是活躍於1980至2010年。此文開首即處理現時表演藝術研究的背景，隨後比較香港與外地（如法國、比利時及中國）的情況，並對遲起步卻又迫切的本地舞蹈研究提出關注。
接下來的章節題為「口述史作為研究方法」，聚焦本文先前提及、由兩位研究員（李海燕及林喜兒）訪談十位本地舞壇先驅的雙語出版《拾舞話》。我讀過當中數篇，對資深舞蹈藝術家劉兆銘（1931－）及教育家鍾金寶尤其印象深刻，前者在1960年代曾於法國編舞家莫里斯．貝嘉（Maurice Béjart）的二十世紀芭蕾舞團（Ballet du XXe siècle）演出，後者則協助在港建立英國皇家舞蹈學院的芭蕾舞教育課程。
這些資深舞者年近九十歲，他們的功勞和貢獻應當被好好紀錄，以供後來者參考。事實上，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2012年改組為文化部）在1995年藝術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Arts，NIA）（2001年後改稱臺北藝術大學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TNUA）曾舉行「1995台北國際舞蹈季：半世紀的腳步」研討會及演出，並以口述史方式，訪問多位台灣舞蹈界先鋒，包括高棪（1908－2001）、蔡瑞月（1921－2005）、李天民 （1925－2007）、李淑芬（1925－2012）、 劉鳳學 （1925－）及李彩娥（1926－）。該次盛事上，他們不少學生分享美好往事，甚至展演他們敬愛的老師之舞作，為人津津樂道。
梁偉詩的文章其後主要討論2019年在港出版的《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書中六篇文章研究在1980至2010年活躍的當代舞者，包括錢秀蓮、黎海寧、梅卓燕、伍宇烈、潘少輝及楊春江。此書配對舞者與研究員／作者的組合也頗為獨特，包括來自台灣的舞蹈學者同事陳雅萍，她在書中撰寫黎海寧及其舞作分析。我因為也從事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研究，對此書探討的六位編舞家當中五位也相當熟悉，而在作者方面，藝評人及詩人洛楓也是我的好友與戰友，因此自然樂見此重要著作面世[2]。正當舞蹈評論備受期待，此書正好引起更多注目，並為舞評增添深度。誠如洛楓所言，舞蹈評論是「實踐的書寫」和「藝術的書寫」，或借梁偉詩的說法，是為兩者的結合。藉由藝術家、作家以及製作人／策展人通力合作，再加上西九文化區的新場館落成，通過藝術，尤其是舞蹈，推廣香港品牌的目標，如若尚未達成，亦是指日可待。
丘思詠《「發展」進行中──香港街舞發展聯盟》（頁36-44）
最後一篇文章探討香港街舞的流行現象，以及香港街舞發展聯盟如何與政府部門合作以爭取更多財政資源，以至通過教育推廣活動增加曝光。丘思詠透過訪問香港街舞發展聯盟主席，剖析街舞應否移師劇場演出的爭議。丘思詠強調「地道」的重要，並引述前文提及的影視舞蹈前輩劉兆銘，比喻此類劇場為香港地道食物雲吞麵（頁38）。的確，很多舞蹈學生的起步點，都是下課後與友儕跳街舞，繼而決定投身專業舞者行業，而通過鬥舞或競爭更激烈的街舞比賽，這些青年人未來大有機會成為舞蹈家，甚至打入2024年的巴黎奧運，為香港帶來獎牌和榮耀。因此，我亦認同街舞轉向建制的舉動，並非背叛街頭精神，而是改變和發展這種多元有機的舞蹈形式的重要機會。
結語
2019年對香港舞蹈研究出版而言，絕對是歷史性收穫豐富的一年。《拾舞話》和《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 同年付梓出版，先後僅相隔數月，當然背後的籌劃、研究與寫作長達數年。在這動盪的一年，本地編舞家亦交出世界級的舞蹈作品，甚至帶到台灣巡演，例如黎海寧與香港城市當代舞團再度呈獻《春之祭》，全新班底首度邀請台灣的舞者周書毅擔綱演出，我有幸在香港及台北，都現場觀賞了，非常震撼。
過去數十載港台舞蹈界連繫甚深，我衷心希望兩地得以持續緊密合作，甚至更進一步發展。執筆時正值2021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現場演出戛然而止，在此風雨飄搖之時，但願能夠彼此扶持，一步一步，走出困境。
